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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协和医院董小姐的故事，引发了不小的公众争议。如果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捉小三环节，这位董小姐大概率就是闷声大发财了。这事儿折射出的问题非常多，比如就有人说医疗体系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甚至也有人说阶级固化已经成为现实，诸如此类，也有人说董小姐的事儿反映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学阀垄断上升通道”。说起来历史上军阀，门阀大家都比较熟。相比于这两个，学阀也曾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存在，由家族学问的传承变成垄断，再后来就发展出了世家大族。这段历史的跨度长达几百年。其中的缘由，过程和结局，也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图片
说起学阀的历史，还得从家学讲起，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之时就有家学逐渐兴盛的端倪，尤其是在儒学当中。为人师者著书立说，他们的弟子或者后代将其发扬光大，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比如孔子的儿子孔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学问，子承父业，子承父学，孔鲤也相当精通儒学，当时的鲁国国君鲁哀公就曾经向他讨教，而孔子之孙子思也对儒学有相当深厚的造诣，有说法是四书之一的《中庸》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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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孔鲤（前532年—前483年），字伯鱼，孔子独子图片
◇图为孔伋（前483年－前402年），字子思，鲁国人，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春秋时期思想家，孔伋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再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这样的儒学在孔家传承数百年，到了战国末期就戛然而止了。秦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只能允许秦律的存在，如果有谁想要学秦律，就去找各级官吏去学，这就是所谓“以吏为师”，除此之外天下任何的学问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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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焚书坑儒的复原插画虽然暴秦只存在了十几年，但这十几年已经让儒家的典籍和传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只是秦始皇不知道儒家对于维护帝王统治那是大有益处。后来的汉高祖刘邦还没当皇帝的时候也没太瞧得起儒生，甚至还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后来他当了皇帝之后眼看曾经的部下在朝堂上没大没小没规矩，甚至拔剑乱砍，心中非常不爽，好在即使经过秦朝蹂躏，还是能找到一些懂得制定规矩的儒生，于是，让这些幸存的儒生把各种尊卑等级制度给制定的明明白白。
有了这套礼仪制度，刘邦看着手下那帮人行礼作揖有条不紊，那自然是龙颜大悦，说自己如今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好处。从此之后直到汉武帝，尽管汉朝在相当一段时间推崇的是黄老之学，但朝廷也真的看到了儒学作为既有秩序维护者的力量，到汉武帝之后儒学更是备受推崇，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你儒学学得好不好是直接和官位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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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思想家、学者。著有《春秋繁露》《春秋决事比》，汉景帝时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十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四年后辞官回乡，闭门著书
当时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博士和弟子可以通过朝廷的考试来当官。这么一来通晓儒家经典就成了做官的必要条件。既然有官做，能进编制，在皇权全面扩张的时代，儒学是真正迎来了春天，呈现出全面开花之势。
不过儒学就算赶上了如此春天，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就是朝廷尽管提倡，但毕竟单靠官家很难在全国系统性地推广儒学，那就必须借助民间的力量，这也就必然会导致一些对儒学有造诣的家族对此垄断，两汉时代的家学由此产生。其次，经过秦朝对儒学暴风骤雨般的摧毁之后，留存下来的儒学经典已经是残破不全。汉初朝廷没办法只能去寻找当时还在人世的儒者，让他们把儒家经典给背下来官府专门派人来誊抄，等于是朝廷抢救性整理的儒家经典。在此之后无论朝廷还是民间，研究的儒家经典都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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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学者对古文经学的研究发展，也逐渐衍生出训诂学，产生了诸如《尔雅》《说文解字》等著作 图为《说文解字》书影不过到了汉武帝那会儿情况就不一样了。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建自己的宫室动了孔子的旧宅，结果在旧宅夹墙里发现了孔子后裔藏着的竹简，包括了儒家基本全部的经典著作。这些竹简是用先秦古文写成的，和当时通行的隶书小篆非常不同，当然里面的内容也和汉初抢救性保存下来的很不一样。由此，西汉中期以后的儒学就分成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支。前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孔子旧宅中重现天日的文献，后者则还是以西汉初年官方抢救下来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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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王莽画像到了王莽篡汉之前，今文经学已经是社会上儒家的主流，毕竟学习门槛相对低些。但这今文经学学派自己把路给走绝了。他们认为孔子和先秦儒者所有的话都是“微言大义”，有着深不可测的智慧在里面，所以学者针对儒家经典也会写洋洋洒洒的辨析。比如《尚书》里面有四个字“曰若稽古”，针对这四个字西汉学者写的辨析就多达几十万字。如此微言大义的态度让朝廷非常不满意，儒家经典你们怎么可以随心所欲的解释呢？再加上后来今文经学借着解释经典搞起了谶纬这一套，用各种玄学来预测朝廷命运，这怎么能被朝廷容忍呢？而且孔子生前最痛恨的一些人就是所谓乱臣贼子，其著作里留下了不少对犯上作乱者的诅咒，照这意思，外戚王莽想要篡汉，难道也是该诅咒的乱臣贼子了？
所以在西汉末期和新莽时期，御用学者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比起来，古文经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孔夫子“述而不作”，只是记录了一些东西，至于想拿这些东西去批判社会，那是想都不要想。如此一来，不管皇帝是谁，这样的儒学都能完美符合维护皇权的要求，所以新莽到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异军突起，很快就成为儒学中的绝对主流。当然，古文经学因为牵涉到先秦文字的辨识，所以学习门槛还是很高的，这也就让儒学的学习传播呈现更多的封闭性，也就必然会导致学阀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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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马融（79年－166年），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人。东汉官员、经学家，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马融自少“美辞貌，有俊才”，早年随儒士挚恂游学，以数次拒绝朝廷辟命而名重关西。汉安帝时，马融入仕大将军邓骘幕府，历任校书郎、郡功曹、议郎、大将军从事中郎及武都、南郡太守等职，马融学识渊博，尤长于古文经学。他综合各家学说，遍注群经，使古文经学开始达到成熟的境地，他设帐授徒，不拘儒者礼节，门人常有千人之多，卢植、郑玄等都是其门徒这样的学阀也的的确确是在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前面说过，你懂不懂儒学，你儒学造诣高不高，这都和编制做官有直接关系，而能不能在朝廷做官，也和自己的家族利益深度绑定，这就导致当时有的儒家学者看到招收的弟子并非出自本族，就会对弟子有非常强的防备心理，生怕一个不小心自己的绝学就给透露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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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郑玄（127年-200年），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早年入太学攻读，师从张恭祖等人学习，最后跟随马融学习古文经。党锢之祸起，遭禁锢，杜门注疏，潜心著述。晚年守节不仕，却遭逼迫从军，最终病逝于元城，享年七十四岁
《世说新语》当中有个故事，说东汉大儒马融的学生郑玄学问很高，马融认为郑玄将来迟早要超过自己，在他辞别归乡的途中就派出了杀手，郑玄走在路上预感到危险来临就把自己的木屐放在桥上，自己躲在桥下，造成自己投河而死的假象，这才逃过一劫。既然外姓弟子那么让人不放心，那么学者们自然倾向在本族子弟中招收弟子，而这些学者和弟子又进一步通过垄断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以及朝廷对儒学的重视，事实上垄断了相当一部分官员任免的人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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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袁绍形象
由此，学阀完成了向门阀的转变。比如汉末时期的河北袁绍经常被提起来就是“四世三公”，他出自汝南袁家，他们家族世代只钻研一部经典《孟氏易》，汉平帝时袁良被朝廷征召，其孙袁安官至司空司徒，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正国级干部。而其后的袁家族人也有多人位居朝廷高官，当时有人说他们家“五世三公”，所谓“四世三公”实在是太谦虚了。再比如弘农杨氏，这个家族从两汉之交就一门心思研究《尚书》，族人杨震人称“关西孔子”，一路做官至东汉太尉，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后代中也有多人做到太尉的位子，人称“四世太尉”。
到东汉末年，由学阀演变而来的门阀的确实现了“诗书传家”，但这所谓传家当然不是靠着子弟们的真本事，而是有个好爸爸好爷爷在朝中造势推荐做官。针对这样门阀把持下官场的黑暗现象，当时就有许多生动的描述，所谓“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大概意思是被推举的秀才不识字，被推举的孝廉不赡养父母。正直的人下场悲惨，走歪门邪道的人却享尽富贵。这么看来，门阀诗书传家本质上就是古代版的江西周公子，“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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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中古时期著名门阀士族
自从汉末三国以降直到南北朝和隋唐，这种由学阀演变而来的世家大族成了各个政权统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清河崔氏，琅琊王氏，弘农杨氏，范阳卢氏，等等等等。曹魏后来被西晋取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西晋的司马氏更能够维护这些门阀的利益。从曹魏开始一种新的选官制度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就是朝廷在各州郡设立有名望的中正官，然后把天下士人分为九品，由中正官点评，朝廷根据中正官的评价，择优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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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九品中正选官大致流程
这个制度创始的本意是让中央朝廷拥有选拔官吏的人事权，但问题是中央朝廷的高官都被世家大族把持住了，所以这其实还是世家大族内部的选官游戏，发展到后来它反而成了世家大族维持自己地位的有力工具。九品中正制中被评为上品者一定是出自世家大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不仅如此，世家大族为了防止寒门势力渗透，制定了种种规矩，比如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各大家族开始编写谱牒，也就是现代家谱的前身，遇到一个自称某某之后的人，必然要到谱牒中查找比对，久而久之这谱牒竟然也成了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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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后梁太祖朱温（852年12月5日～ [110]912年7月18日），唐僖宗赐名全忠，称帝后改名朱晃
这时候的门阀已经是一个自我运行良好的体系，不需要额外借助学问来维系。唐朝的时候的门阀如崔氏卢氏郑氏等都已经传了几百年，李唐皇室曾经也想用各种手段去打击他们，比如编写《氏族志》，把陇西李氏排名一等，把博陵崔氏降为三等，就算如此旧有的门阀大族依旧根深蒂固，甚至李唐皇帝都自嘲地说，我们李家做天子两百多年，都比不过这些门阀么。而这样的门阀走向末路，则要到唐末五代时期了。黄巢和朱温把这些世家大族直接物理消灭，当然随之附带的就是又把中华大地给狠狠祸祸了一顿。
当年韦庄有句诗形容黄巢，名叫“天街踏尽公卿骨”，最近这句诗又忽然火了起来，无论是周公子还是董小姐的新闻，总会在评论区看到这句诗。作为情绪的抒发，此诗出现在这里当然可以理解，但如果细想起来，天街踏尽公卿骨之后，难道不是战乱不断，人被投入字面意义上的血肉磨盘化为齑粉么？
当然，不管怎么说，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晚唐五代的战乱也不能全都归咎于门阀士族。但是由家学而学阀，再到门阀，其造成的社会不公和阶级固化，却是影响深远，弊大于利，无论对朝廷还是普通人都是如此。对普通人而言，做官之外别无出路，而门阀等于把这条路彻底堵死。而对于朝廷而言，这等于是坐视绝大多数人才流失，而皇帝也有成为门阀傀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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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朱元璋画像
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些世家大族最后的悲惨结局，可以说他们才是整个历史上唯一的胜利者。所以这个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悲剧。造成如此悲剧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皇权社会利出一孔的结构，权力是一切的来源，这包括了财富地位乃至安全感，而没有权力，甚至性命都是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之下，学问的终极目的也不过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使在后门阀时代的科举制下，这个道理依然适用。既然如此，那些没获得权力的怨声载道，获得权力的千方百计巩固权力，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除了这个，关于儒家学说还得说几句。不管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孔夫子都强调礼法和秩序，在先秦时代儒家致力于恢复周公时代的秩序，而帝制时代的儒家要维护的秩序无疑就是皇帝的统治。这也是儒家家学能够变成学阀和门阀的直接原因。如此社会结构不改变，如果光靠把门阀物理消灭，看似解决了问题，但其实未必会更好。宋朝之后科举制表面上看是能让更多平民子弟去当官了，但官僚集团内部师生传承门生故吏关系，甚至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等等等等，那是一点也没少。换句话说，造成这一切的土壤并没有消失，砍掉了一株花，下一个长出来的还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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